近年来，无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一般讨论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人们理解政治的一个重要思考维度。
     “大政府 大社会”破茧而出
       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但今天国家与社会的界线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变得日益模糊。
       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国家在履行职能、维持合法性等诸多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在实践中常常陷于“对于解决小问题则嫌过大，而对于解决大问题则嫌过小”的窘境，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在民主化过程中或在新的治理环境下面临从全能到无能的问题。对于前一种窘境，强大的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参与同样重要；对于后一种问题，强化国家能力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因此，国家与社会实际上面临共同的问题，即适应社会变化，不断培育和强化与现实需要相符的能力。于是，“大政府，大社会”便破茧而出了。“大政府，大社会”不是一个人为设计和主观选择的问题，而应理解为人类社会自然选择和演化的一个结果。
       因此，我们将无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大政府，大社会”的时代。大政府的出现或延续，既是国家内在自我扩张倾向的结果，也是对其日益增加的职能，包括由公民不断界定的各种新的职能要求积极回应的结果；大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自身要求，特别是建立在公民个体权利要求基础上的具体或抽象的、整合良好或支离破碎的权利要求，以及约束国家（政府）权力并参与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
       “大政府”与“大社会”背后不尽相同的形成基础和动力逻辑，使国家与社会间关系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常常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出复杂、微妙，有时还非常有趣的特性。国家可能会因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要求而调整职能，包括缩小职能范围或从某些领域隐退（如经济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同时国家又可能承担由社会和民众不断重新界定的全新职能，从而使政府职能范围得以扩大。
      国家与社会如何相处
      在这样一个“大政府，大社会”的时代，国家（政府）与社会应如何自处、如何相处，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急迫问题。大政府与大社会和谐共处并相互适应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学习的过程、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相互学习的过程，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化过程，一个社会的社会化过程。
       “大政府，大社会”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有时甚至还需要引入在一些联邦体系中被采纳和实践的礼让（comity）原则。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本来就是一致的——寻求繁荣与秩序，并维护人类的基本自由与尊严。社会契约的本质也揭示了这一点。建立在自我责任、自我约束以及自利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适应、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将避免使国家成为一个权力膨胀、进而可能走向失败的国家，避免使社会成为一个任性乖张、进而可能失控和崩溃的社会，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制度化的自我救赎。
       制约权力，特别是制约和防止绝对权力，代表着人类摆脱专制统治的一种启蒙信仰。广为流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启蒙逻辑。但人类的启蒙时代已经远去，在全新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人类需要运用不断更新的思考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并指导社会变化。